早在隋文帝杨坚执政时期，他便已经把征讨高句丽纳入了战略规划。高句丽在东北一带迅速崛起，逐渐对隋朝北方边境构成了威胁。长期下来，这个地区势力的扩展，很可能会威胁到中原的安全。隋文帝深知，若不尽早解决这一问题，未来的麻烦将会无穷。正如古人所说：今日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患。因此，在公元599年，他决定亲自派遣30万大军进攻高句丽。 然而，这场远征并非一帆风顺。部队行进途中爆发了瘟疫，再加上海上舰队遭遇风暴，导致了不小的损失。高句丽方面，虽然深知自己的实力远不足以与强大的隋朝抗衡，但面对隋朝的强大攻势，还是感到了惶恐。于是，出于自保，高句丽便派遣使者前来求和，最终暂时化解了这场危机。 时光流转，杨广继位之后，他对外进行的一系列军事征伐几乎都取得了胜利。凭借这些胜利的势头，杨广决心继续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。公元610年，他以高句丽王不尊藩礼为由，再度决定出兵征讨高句丽。 到了公元611年，杨广调集了113万大军，准备再次进攻高句丽。然而，为了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，杨广不得不在临近地区大肆征粮、征税，还征调了200多万民夫帮助运送粮草军械。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河北、山东地区的百姓苦不堪言，他们成了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直接受害者。 就在这一背景下，山东邹平的王薄与同郡的孟让因长期承受沉重的兵役负担，联合起来发动了起义。王薄自称知世郎，并作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，号召民众加入起义，形成了规模不断扩大的长白山义军。短短时间内，义军人数便激增至十余万。与此同时，孙安祖、窦建德、刘霸道等人也纷纷举起了反旗，隋末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地爆发开来。 随着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，杨广不得不急忙应对。公元612年，杨广亲自指挥的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征战，在战术上屡犯错误，导致隋军损失惨重，攻城进展缓慢。大军几次在坚城之下停滞不前，犯了兵家大忌。最终，杨广只能选择在7月退兵。
展开剩余52%在国内的局势也越来越复杂。杨广派遣著名将领张须陀去平定王薄的义军，然而王薄并未意识到张须陀的威胁，导致了自己的失败。王薄率军北渡黄河后，又被张须陀追击至败退。尽管如此，王薄并未轻易放弃，他继续联合其他起义军，南下进攻章丘。然而，张须陀再次带领两万大军驰援章丘，王薄再度遭遇惨败。最终，王薄只能在山东中部活动，继续策划着自己的反抗。 尽管经历了第一次征高句丽的失败，杨广并未气馁。公元613年，他再度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征高句丽的战争。这一次，他选择围攻辽东城。尽管高句丽守军顽强抵抗，隋军却在数个月的围困中未能攻下城市，反而因为长期消耗过多粮草而陷入困境。正当战事胶着之时，杨广的内忧也开始显现。 6月，负责为辽东前线运送粮草的杨素之子杨玄感，趁机在黎阳起兵反叛。杨玄感身材高大，外表威武，文武双全，是杨广最为看重的将领之一。然而，由于杨广对他存在深深的猜忌，杨玄感心生不满，最终决定起兵造反。杨玄感的友人李密为他制定了三个战略方案：上策是袭取涿郡，切断杨广的退路；中策是攻占长安，控制关中；下策则是攻占洛阳。尽管李密的建议逐一被杨玄感采纳，杨玄感却执意选择了下策，认为一举攻占洛阳能够震慑朝廷。 然而，杨玄感低估了洛阳城的防守力量。隋军的援军迅速赶到，杨玄感的大军被击败，不久之后他屡战屡败，最终命令自己的弟弟杨积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这段历史正值隋朝末年，起义军力量还相对薄弱，并未能得到足够的民众支持。许多起义军虽然披上了反抗暴政的旗帜，但在许多人眼中，他们不过是利用民众的困苦行打家劫舍之事。百姓本就忍受不了朝廷的沉重赋役，再加上连年战乱，人民急需一个真正能够推翻隋朝暴政、带来和平的领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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